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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率調整更可能采取擴大浮動區(qū)間方式
陶冬是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董事總經理和亞洲首席分析師，近期的“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將達1萬億美元”就是出自他的預測。就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，以及如何消除不斷激烈的貿易摩擦對人民幣帶來的壓力等問題，本報記者近日專訪了陶冬。
《第一財經日報》：4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(CPI)已經降到18個月來最低點1.8%，但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和生產者物價指數(PPI)卻居高不下，這個問題你怎么看，中國經濟已經軟著陸了嗎？
陶冬：我的分析是還沒有著陸，只能說硬著陸的風險逐步在降低。CPI出現月度波動是正常的，但通貨膨脹因素并未消失，煤電油運等基礎設施瓶頸，上游加價向下游傳導，效果也逐步顯現出來。
無論上半年通脹率如何波動，即便最終數字出來達到5%左右，央行也不會加息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幅度略有放緩，但幾乎完全是由去年第一季度極高的基數造成的。
近月的出口熱、進口冷帶來貿易順差急增，今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為166億美元，而去年第一季度為84億美元逆差，這也拉動了增長速度。簡單說，中國經濟出現了重新加速，貿易一馬當先而投資也壓不下來。
我個人的判斷是，下半年應該還會有調控的措施出臺，以糾正當前經濟運行中不平衡的部分，比如電力、運輸等瓶頸，近期政府政策仍以擠壓房地產泡沫為主，在沒有進一步經濟過熱的訊號之前，加息和其他進一步調控措施，短期內不會出臺。
《第一財經日報》：目前貨幣政策的執(zhí)行難度在哪里？
陶冬：中國目前的利率和匯率政策在執(zhí)行中都有一些挑戰(zhàn)，但當前最大的挑戰(zhàn)是匯率。這是歷史因素造成的，但現在又加入了國際壓力的因素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決策者在考慮匯率政策時，頭緒也就更多，比調整利率的難度大得多。
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，匯率政策對利率政策帶來了壓力，大量熱錢涌入，加大央行利用貨幣政策進行調控的難度，F在的局面是，匯率“牽一發(fā)而動全身”，而這個“全身”還包括其他經濟體。
《第一財經日報》：如果你來做一個選擇題，人民幣匯率政策變動的幾種可能性：1.一次性重估；2.擴大浮動區(qū)間；3.改盯一攬子貨幣；4.分段多次或持續(xù)升值；5.以上多個手段同時運用。你的預計是什么？
陶冬：我們認為人民幣匯率很可能采取擴大浮動區(qū)間的方式，但不排除由掛鉤美元改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可能性。從經濟學角度而言，盯住一攬子貨幣是最有效的手段，但實施起來難度也最大。從貨幣選擇到每種貨幣的權重等技術性問題比較棘手。尤其在時機比較倉促的情況下，不得不考慮技術層面的難度。
而如果加大匯率浮動區(qū)間，也會加大監(jiān)控難度，包括國家監(jiān)控，也包括企業(yè)內部監(jiān)控等。這方面的監(jiān)控是為了避免企業(yè)或國家在資產與借貸之間出現外匯幣種及期限上的錯配。這方面的工作還需加大力度。
《第一財經日報》：如何看待當前貿易方面給人民幣匯率帶來的壓力？
陶冬：如果單純看中國自己的貿易平衡，沒有多大問題。但是如果將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則會受到美國方面巨大的壓力。同時仔細分析，中國在很多產品的出口已經占到世界領先地位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這會讓其他國家和地區(qū)同中國埋下貿易問題上的隱患。
《第一財經日報》：有人認為，中國的匯率政策不妨采取類似新加坡、印度那樣的干預浮動(dirtyfloat)，你怎么看？
陶冬：貨幣政策選擇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，單就貨幣政策而言，很難說一個好，另一個不好。中國在1994年匯率政策改革后所施行的“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”，實際也是一種干預浮動。
這種形式的匯率政策，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，但是歸根到底，現在的貿易糾紛、世界貿易失衡，主要原因還是歐美經濟增長乏力。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，讓有些國家感受到了壓力。
再有，由于中國目前的資本項目還是受到管制，外匯交易絕大部分來自貿易需求，而在國際外匯交易中，貿易關聯(lián)交易不到總交易量的10%。加上目前缺少人民幣兌外幣的衍生品對沖避險工具，無法滿足市場上風險規(guī)避、套期保值的需要，外匯市場還需要加快發(fā)展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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